在青州，80后青年教师用纸“照相”

“这张拓完了送给你，拓片是中国古代最特殊的文化载体，也是过去文人墨客间送礼最体面的礼物。”杨国震一边说，手中的拓包一边在一块汉朝王莽时期的石砖上敲不停，拓包上饱蘸朱砂，汉砖的花纹在宣纸上一点点均匀呈现。

这是青州冬日里最平常不过的一个周五下午，西北风吹着枝头已经稀疏的叶子，阳光懒懒地撒在街上，等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放学点一到，年轻的少男少女喧闹了整条街。

杨国震的教学点“枕山堂”离校门口不过几十米，两扇木门将喧闹同这里隔绝开来，只有拓包击打在石砖上“咚咚咚”的声音。

将宣纸覆在碑刻、青铜器、古钱币等物件上，采用墨拓的手段，将上面的字体、图形、花样等拓印在纸上的印刷技术成为“拓印术”，由于它的拓制过程酷似蝉脱壳，也有人称其为“蝉蜕术”。

关于拓印的产生时间，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据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考证，拓印始于东汉中后期的可能性比较大，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东汉的蔡邕学李斯……似东汉已有李斯刻石的拓本。”又写道：“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初学书法时是从临习蔡邕的《嘉平石经》等的拓本开始的。”

拓印在古代，相当于复印机和照相机。拓印术作为碑帖书法研习和金石考古的重要手段，拓印的范围非常广泛，小到玉石、钱币，大到摩崖石刻，用拓印圈内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皆可拓。

正是有了这项技术，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片传世，才能了解和感受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同时，拓印技术的产生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传播、普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古至今的书法学习者，无不从临摹书法字体的拓本开始，即使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怀素等均概莫能外。

清朝乾隆、嘉庆时期的知识阶层尤其热衷拓片，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而言，拓片是最体面的礼物。如果不玩拓片，不熟悉金石铭文，不仅无法参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

在清朝小说《老残游记》以及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的作品集中均有提到拓片，可见拓片在当时的文人阶层中广为流传。

如今，随着科技的兴起，照相、录像等留存资料的方式众多，原本作为记录手段的拓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一种小众文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技艺保护意识的逐渐提高，拓印这项技术已经入选非遗。青州80后青年教师杨国震，就是青州为数不多的拓印师之一。

在接触拓印之前，杨国震从事的是篆刻工作，篆刻的拓边款就是一门传拓技艺，“我接触拓印有八九年的时间了，拓印和篆刻这是两门互通有无的艺术。”

杨国震告诉笔者，拓印手法非常多样，有“齐漆如黑，光可鉴人”的乌金拓，有浅轻匀静的蝉翼拓，有体现透视变化的全形拓，还有综合运用各种拓法才能完成的窟龛拓等等。

从只对拓印感兴趣的门外汉，到如今屡获荣誉的拓印师。外人眼中的杨国震已是个中高手，但杨国震对待每一次拓印都像初学者一样谨慎。

杨国震先对汉砖进行进行“上纸”，他将纸面用水喷湿，再拿刷子细细地拍打出石砖的图案，等到纸面八分干时才能进行第二步。杨国震告诉笔者，由于不同时代的砖的质地不尽相同，纸面干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待到“上纸”完成，就该进行“上墨”了。杨国震将拓包蘸上朱砂，从砖的一边开始均匀上墨，这一过程粗心不得，稍不注意便会出现“死墨”的情况，只有耐心地多拓几遍，才能将砖的细节拓于纸上。

这一步骤完成之后，就到了“揭纸”的时刻，将纸从砖上慢慢揭下，这块砖上的风采便尽显于纸上。

古人持刀刻金石以志，今人执拓摹岁月波纹，一方拓片，一段历史，变化的是文化符号，不变的是我们对历史的传承和敬畏。青州历史悠久，文化氛围深厚。在青州玲珑山上的郑道昭石刻所拓印下来拓片，备受广大拓片爱好者的追捧。

杨国震告诉笔者，得益于青州浓厚的文化氛围，他的拓印技术日渐成熟，现在已经申请了青州市拓印项目的非遗，并且作为潍坊工程职业学院非遗产业学院专任教师来为学生们讲授拓印知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一项中国传统的技艺。

在采访中，杨国震也表达了对这一门技术传承的担忧。“虽然是‘万物皆可拓’，但真正有意义的还是要拓一些有文献价值的旧物件。根据现在《文物法》的规定，馆藏文物不可拓。很多拓印师就将目光转向了民间收藏，但民间藏家的藏品一般不轻易示人，很多人空有一身本事却无物可拓。如果是自己购买藏品，无疑是加大了从事拓印的成本和难度，无形当中也阻挡一些人学习的热情。”

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杨国震这两年开始接触新的拓印形式，“得益于青州的红丝砚文化和我们学校的古琴文化，我这两年做了一些砚铭和琴铭的创作，砚拓和古琴拓将是我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